上海租界里的洋人 十里洋场一朝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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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7年,北伐军武力接收九江、汉口租界后,兵锋直指上海。英国为保卫上海租界,从本土、地中海和印度各抽调一个旅,移驻上海。英、美等国还制定了多种应对方案,包括将上海变为国联管理下的“自由市”,保持中立;或在工部局增设中国董事,让华人参与租界管理。上海租界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之重,由此可见。

  在西方人看来,以外滩为代表的上海租界,原本只是一片被中国人废置的沼泽,是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,在那里平地起高楼,设立自治的市政机构,修建公共设施、兴办企业,将上海带动成为一座现代化都市。在作为“国中之国”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,大多数西方人过着比在欧美故乡更有前途,也更加舒适的生活。

  到租界发财

  名副其实的“冒险家乐园”

  经过晚清的发展,到民国时期,上海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枢纽,其对外贸易额几乎相当于汉口、天津、广州等其他六大港口的总和,西方银行的中国总部也全部设于上海。由此,租界里遍布着发财机会,吸引着西方青年前来“淘金”,是名副其实的“冒险家乐园”。

  按照熊月之等学者的统计,上海外侨数量,1915年不过2万人,1931年就达到6万人。1937年淞沪会战后,不断有日本人进入上海,1942年的外侨总数一度超过15万。二战结束后,大批外侨归国,至1949年,上海外侨只剩下不足3万人了。

  外侨来自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葡萄牙、比利时,乃至印度、越南、朝鲜等58个国家,从事外交、经商、传教,以及警察、医生、记者、巡捕等各种职业。熊月之主编的《上海的外国人》中,对他们在上海租界中的情况,作了大致介绍。

  英国人是上海租界的传统“霸主”,早在1871年,他们已在此开设了221家公司。很多英国青年在上海寻求发展。路透社记者爱德华·沃德于上世纪20年代从伦敦来到法租界,他发现工资翻了一倍,生活费则只需要过去的一半。英籍犹太人艾里·嘉道理1880年到上海,先是受雇于犹太人开办的沙逊洋行,后来他靠500美元起家,成为上海有名的银行家。

  在上海,英国侨民的生活让本土人嫉妒,汉学家L·A·里奥即说,“上海的英国居民是一群被帝国宠坏了的人。除了一些土地所有者缴纳少得可怜的一点地税,他们既不向中国,也不向英国纳税。他们享受英国法律和外交庇护,得到英国舰队(甚至有几年再加一支专门卫队)的保护,而所有的开销他们都推给英国纳税人,自己分文不付。”

  20世纪30年代后,美国人在上海租界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。1936年,这里聚集了3700名美国人,占全部在华美国人的1/3。他们之中,吉米·詹姆士在华北步兵团退役后,在上海开了几家饭店和一家游乐园。冒险家埃里克·施密特到上海后,也决定留下“碰碰运气”。

  同样为寻求就业机会,日本人一批批来到上海,成为人数最多的外侨群体。他们之中,既有人管理着横滨正金银行、三井银行、日本邮船等租界里的大型企业,也有人在虹口、闸北经营着饭馆和商店。1940年,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、商店等达到596家。

  在租界里,还有两个特殊的外侨群体,即流亡的俄罗斯人和避难的犹太人。十月革命后,数以万计的反对者流亡上海,他们被苏联剥夺国籍,聚集在法租界。这些俄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,其中甚至不乏杰出的医生、工程师和艺术家,把霞飞路建成了上海的“涅瓦大街”。而避难上海的犹太人,也相继建起自己的教堂、学校等,生活相对富足。

  在租界享受

  洋人舶来娱乐产业

  西方侨民在上海奋斗,更在上海享受。如研究上海英国人的哈瑞特·萨金特所说,“在英国受雇的年轻人被派往中国工作4年,他们能在商行和其他驻华机构内得到一份美差。那些有能力、有教养的人很快就会融入圈子,了解这个城市的政治内幕。他们轻而易举地跻身上海总会的长吧台,坐在光洁的凳子上一边饮酒,一边发号施令。”

  这里说的上海总会,又称英国总会,它和德国总会、法国总会等都是租界中最高端的社交俱乐部。其中,上海总会新大楼启用于1910年,由英国著名建筑师设计,采用当时少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,包括地下室在内一共六层,是租界内最豪华的建筑之一。一楼酒吧中30多米的吧台,号称世界最长,通常年长者坐在左侧,年轻人坐在中间和右侧。

  法国总会在“一战”后迁入德国总会旧址,重新装修后,大厅中安上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双螺旋楼梯。总会里设施众多,包括台球房、阅览室、酒吧、烤肉餐厅、赌场、舞场……以及一个巨大的游泳池,配备有可拆卸的阶梯座位,最多时容纳了1000名观众。任何国家的人想进入法国总会,都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许可,以保证这里的“上流”属性。

  当然,租界中也有下流的娱乐场所。旧金山的资深鸨母雷西·盖尔,她在上海开办的Line极负盛名。Line里摆着明清家具,铺着波斯地毯,雇佣外国女人,供应法国香槟。美国记者珀西·芬奇曾对一位红发女郎念念不忘,“她在光洁的台面上跳着大腿舞,将香槟酒瓶抱在裸露的酥胸前,光泽动人的红发垂向粉红色的脚指甲……”后来美国传教士乐灵生在公共租界内发起道德风化运动,迫使工部局关闭了一批妓院。

  西方侨民同样喜欢户外运动。1920年,租界中2万多名侨民,可以使用的体育场地在2000亩以上,而当时上海华人比侨民多150倍,能使用的体育场地不足租界的1/10。很多体育运动,比如赛马、赛艇、田径、网球、板球等,都由西方侨民带到上海。

  西方侨民纵马狂奔,曾是上海极为常见的情景。在赛马学校工作的索瓦罗夫,1929年甚至骑着一匹白马,用16天时间,在上海、南京间跑了一个来回,全程700英里。上海最大的一个跑马厅设在公共租界的中心位置,占地400多亩,每年春秋两季举行3至4次大规模赛马赌博,观众自由下注。此外,上海侨民还定期举办“史考托杯足球赛”、“上海万国竞走赛”、“上海万国越野赛跑”、“上海万国足球锦标赛”等赛事。

  公园是西方侨民参加体育运动的主要场所。虹口公园是十几座租界公园中规模较大的一个,那里有网球、足球、高尔夫球、游泳池及田径等各种设施,仅1923年,就举行了20场小型运动会,以及405场足球、曲棍球比赛。在1928年以前,公共租界中的公园大多数时候都不向华人开放,日均游客尚有约1.5万人。这意味着,居住在上海的每个外侨,平均每两天就要在公共租界里逛一次公园。

  按照西方法律,侨民在星期天休息,比中国人有更多的娱乐时间。以至有中国人特别为此赋诗:“不问公私礼拜虔,闲身齐趁冶游天。虽然用意均劳逸,此日还多浪费钱。”

  离租界而去

  属于西方人的上海史终结

  1937年,淞沪会战爆发,西方侨民的宁静被打破。日军占领上海之初,为维持和西方国家的关系,并没有顺势接收全部租界。此后数年,上海租界成为所谓“孤岛”,侨民生活得以暂时维持原状,比如下班后的晚上,还能到上海总会喝上一杯红酒。

  日本学者高纲博文在《战时上海》一书中,研究了上海在日军统治下的情况。按照他的记叙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进入公共租界,美、英、荷等国使馆人员随即被软禁,并将以上各国侨民的企业、银行、房屋等作为敌产没收。西方侨民被要求,13岁以上者必须佩戴写有A、B、N、X的袖章,分别代表美国、英国、荷兰和希腊等国家。这些西方人被禁止进入酒吧、剧场、电影院、跑马场等娱乐场所。

  进入1943年,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,对敌国侨民的政策转向严酷,把上海的6000多名西方人关入了9个集中营。日军只允许侨民携带4件行李,包括1套铺盖和4个皮箱,里面除了衣物,还要装上4天的食物。侨民们原以为战争会在数月内结束,谁知一打就是好几年。艾佩琪留下一本日记,记录了她所在龙华集中营的情况,“恶臭、苦闷、严寒的冬天,令人窒息的夏天,喜怒无常的日本兵,还有同样难以捉摸的狱友。”

  侨民在集中营中被安排从事种植蔬菜、饲养家禽、打扫厕所、手工劳动等工作,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uglican甚至被要求去清理下水道。在战争末期,集中营中缺少水、食物、药品等必要的生活物资,被关押的侨民忍饥挨饿,健康情况被长久损害。

  等到日本战败,重获自由的西方人才发现,街道被战火摧毁,租界被中国收回,过去的一切都成历史。首先,从1945年12月至1946年4月,7万多名日侨被遣返回国。之后,被释放的西方侨民,不少也陆续归国,开始新的生活。

  几年后,上海再逢大变。英国人对上海怀有最深的感情,他们曾想,“如果可能的话,我们不会放弃上海。作为社会群体,我们感到这里是自己的家,而对于我们,这里不仅仅是个贸易的场所。”然而,侨民们最终不得不彻底远离上海,并丢掉大多数财产。至于租界中的标志性建筑,汇丰银行成为市政府办公地,怡和洋行变为上海外贸进出口公司,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合并,改名和平饭店……属于西方人的上海史,至此终结。

  □杨津涛